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之動機
大多數家長都希望讓孩子獲得良好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一般而言，家長支付昂貴的學費讓子女去作研究的興趣不高，因為他們也是納稅者和投票者，而政府官員最重視納稅者和投票者的想法。因此，當歐、美、亞、澳洲各國明智的政府提出野心勃勃的計劃，要提昇其卓越大學的水平時，可能會讓人頓覺錯愕。但試觀全球最傑出的大學，即可了解為何各國政府要提倡世界一流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於2003年調查世界上500所大學，其結論廣見於亞洲媒體，排行前20名的大學是：
1.哈佛大學
2.史丹福大學
3.加州理工學院
4.加大柏克萊分校
5.劍橋大學
6.麻省理工學院
7.普林斯頓大學
8.耶魯大學
9.牛津大學
10.哥倫比亞大學
11.芝加哥大學
12.康乃爾大學
13.加大舊金山分校
14.加大聖地牙哥分校
15.加大洛杉磯分校
16.華盛頓大學（西雅圖）
17.倫敦帝國學院
18.賓州大學
19.東京大學
20.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本文的目的不在評估其排行是否正確，或其研究方法是否太簡化（例如台灣的大學並未根據教師數量予以標準化調整計分，因為研究者拿不到這些資料），而是藉此說明，綜合某些定量的數值作為指標時，大學的表現會如何。也許有人會爭論分數的精確度，但很少人會否認上述的學校確是世界一流，這些學校，也會出現在每個人所列世界前50名研究型大學的榜上。
上海交大的普查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引人注意的是諸多一流大學位於美國（20所中有15所）；其次，幾乎同樣引人注意的是，全歐四所一流大學（劍橋、牛津、帝國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均在英國；第三，也是本文最相關的，只有一所亞洲大學雀屏中選，大家也不驚訝，那就是日本最好的大學--東京大學。
美國囊括前20所大學中的15所，其經濟也是世界公認最強盛和最具創新性的，這是巧合嗎？英國獲得4所，其經濟又是公認歐盟中最強勁的，也是巧合嗎？同樣，日本在亞洲擁有最好的研究型大學，為何也是最繁榮的國家？
提出這樣的問題像是倒果為因，也許最富裕的國家擁有最優秀的大學是因為他們負擔得起，而非反過來問。雖然這個效應無疑地存在，但以上的排行榜卻也顯示，這實在是一個因果循環的過程：更多的錢創造更好的學校，也造就更好的經濟。美國最佳的15所大學中，令人訝異的是，只有五所是公立大學（加大柏克萊分校、加大舊金山分校、加大聖地牙哥分校、加大洛杉磯分校、華盛頓大學），其他均是私立大學。美國加州擁有前五所公立大學中的四所，也具備全美50州中最具活力的經濟（在最近的州政府無能之前），這是巧合嗎？為何加大這四所大學（加大系統共有九所大學）所在的地區（舊金山灣區、洛杉磯、聖地牙哥）正好是文化和科技新點子和新發現最活躍的地區？另外，美國華盛頓州以往只是農牧邊疆之地，僅在最近幾十年才開始大力資助高等教育，現在卻已能夠挑戰加州和擁有哈佛與麻省理工兩所私立名校的麻州，以吸引資訊和生醫領域的人才和公司？
聰明的政府領袖不會沒注意到這些關聯性，也開始建立資助的政策以反映其認知。在國際競爭中，沒有一個想要經濟有所成就的國家或地區不卯盡全力支持其最優秀的大學參與競爭。若學生家長也這樣聯想，要求有最好的教學學院讓孩子有光明的前途，他們同樣也會要求在最好的研究型大學提倡最卓越的學術研究。若無卓越的研究和卓越的教學，未來的世代將無法得到世界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工作。
智慧的「宏觀規畫」之重要性
美國自從內戰後開始設立了各種捐地資助式的優秀學院，高等教育的制度隨即大為改觀。除了菁英私校為特選少數人提供先進的訓練外，美國政府認為應該為大眾提供大學教育。它在20世紀的成功經驗導致許多國家爭相學習美國模式，包括英國和台灣等的一些國家近20年來也大幅擴增大學校院數，以達到大眾教育的任務，讓所有想繼續升學的中學生進入大學。這一來雖然目標達到了，卻導致財政資源的稀釋，使得最好的研究型大學品質受到影響。在英國，情況很嚴重，以致於政府採取徹底資助的計畫，以扭轉其最佳大學的惡化；結果如上所述，劍橋、牛津、帝國學院、倫敦大學學院仍榮享令譽。反之，德國因無法務實地處理同樣的問題，導致一些歐洲最引以為榮和最古老大學的衰退和近乎崩潰。
美國大學的躍昇（甚至可以說卓越，因為世界都公認其最優秀），原因之一是其諸多名校為私立大學，因此它們沒有政府經費資助不足的的壓力－這種經費資助不足的的壓力已讓世界其他地區的高等教育平庸化。美國私立大學相當富有，可以不必向當地的州政府伸手要錢（它們仍可從聯邦政府拿研究經費，但這得經由公開競爭，如後述）。我們要如何解釋諸如加州大學的鶴立雞群呢？它們也同受政治壓力，又缺乏大手筆的捐款。
筆者曾在加大柏克萊校區任教多年，最後四年且是加大九個校區的「大學特聘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因此自認熟諳加大系統。加大成功的秘密是1960年制定了「加州高等教育宏觀規畫」，這是一個極富智慧的規畫。在此之前，加州決定儘量擴充加大校區，由兩個分校（柏克萊和洛杉磯）而成今天的九個（第十個則因為加州經濟危機而暫停）。加大需要擴充校區以接納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大學生，這對加大系統是獨特的挑戰。因為大肆擴充校區勢須面對人力與財政資源的稀釋，加大如何才能維持其高教與研究的領導地位呢？
答案就在「宏觀規畫」的建構，那是柯爾（Clark Kerr）被尊為柏克萊分校最偉大的校長和加大系統（九個分校）最偉大的總校長之主要原因。
「宏觀規畫」一開始就認清兩個不同目標的價值：大眾負擔得起的高等教育和國際最卓越的學術研究。「宏觀規畫」指出這兩個社會目標都很值得追求，但也認清其間本質的差異。畢竟，教授的教學負荷較多就相對地導致研究較少，實驗室購置尖端研究設備從事前沿研究遠比建置教室昂貴。爭取最好的研究人才也更激烈，因為這樣的人才非常稀少。
「宏觀規畫」很聰明地解決了這些問題：訂下加州法律來釐清不同的教育目標，並由三類學校的分工來達成。社區學院保證有志上學的加州高中畢業生，不論家庭收入多少或畢業多久，均可就讀大學；州立學院（後改名州立大學）為想讀完四年大學或想繼續攻讀碩士學位的人提供更密集、先進與特定的訓練；而加州大學則只給最有學術天份和上進心的學生就讀，學校重視研究勝於教學。而象徵最高等級獨立創造研究的博士學位，則特別保留給加州大學才能頒授。若學生展現不同層次的求學能力時，就可從系統中的社區學院、州立大學轉學到加州大學。法律明訂不同的學生與教師比率、政府經費的資助比率、以及不同的校董會（或稱為評議委員會）監督其運作，並訂定不同種類大學不同的法規（例如教學時數、教師薪給等級）。評議委員主要為商界人士，由州長任命，任期12年。由於州憲法的特許，評議委員扮演政治變動的緩衝劑與穩定力量。目前台灣正研議四種類似的大學校院董事會，這項研議值得所有關心台灣高等教育品質與未來的人給予支持。
加州「宏觀規畫」之所以成功，實賴於其持續穩定的經費。設若加州在最近的經濟危機中無法保護加大系統這顆教育明珠，亦即世界上最成功的公立大學系統，加州勢將失去過去經濟成長的動力。建構研究型大學絕不能用走走停停的政策（詳下述）。因此，台灣五年五百億建構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計畫若要成功，就必須有無數個後續的五年計畫。
平等主義
全美50州中，加州獨特地擁有高等教育系統法定的明確分工。「宏觀規畫」是加州擁有全球最成功公立教育系統的原因，且此成功並不妨礙州內最佳私校（例如史丹福和加州理工）的發展。全美有超過30個州其每位學生的平均教育成本高於加州，但因缺乏那樣好的「宏觀規畫」（也許加上加州有怡人的氣候和美麗的風景），以致單純的財政資源無法等比例地表現在學術上。許多國家的教育部執行齊頭式的政策，平等地處理所有公立（有時也包括私立）的學校，要求遵守相同的法規，使用齊頭式的經費公式，這種方式正好與加州的「宏觀規畫」走相反的極端。美國其他州已有許多實驗證實這種齊頭式的政策失敗，但仍有些政府不願面對被批評不公平，繼續採行這種有瑕疵的模式。
為何加州沒有被批評不公平呢？因為加州大眾對於平等有不同的認知。平等主義的真正精神在於機會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機會的平等就是每個人有相同的機會追求卓越，只要他們有追求卓越所需要的才能和衝勁，而不在於其經濟能力如何。結果的平等則指最後的報償都一樣，無視個人的才能和衝勁。公立學校應提供同等入學的機會，家長和學生要求教育權的平等是對的；但是如果他們認為每個大學校院要具有相同的資源，這就錯了。長期而言，教育平等主義的扭曲對大家是有害的，這將悖離機會平等而導致結果平等。
菁英主義
如果不談「菁英對非菁英」，也許此議題就不會這麼意見分歧。從事國際級頂尖的研究就是菁英活動，以新點子和新觀念啟發年輕大學生也是菁英活動。兩者均是高貴的使命，後者更是。不幸地，從事尖端的研究和教育大學部學生兩者並不易同時做好，除非是在經費最充裕的私立大學，師生比率低而教學負擔輕，教師有更多時間從事卓越研究，學生亦可獲得足夠的關懷而得以發揮所長。因為公立大學花在每位學生的平均經費較私立大學差，若要以大學部學生的教育來相比，即使是美國最佳的公立大學，也沒有一所能和哈佛、加州理工、麻省理工、普林斯頓、芝加哥大學之流堪與比擬，公立大學只能在較低的學費和成本效益上作比較。但在研究生的教育上，它們卻能和這些私校一較長短，因為在最好的大學，其研究生的教育和教師的研究相關，而在美國和其他地區，教師的研究經費不是來自捐贈或學費，而是大部分來自公開的競爭和同儕公平的評審，相對於私校同行，這對公立大學的研究者並無不利。
富有的私校在大學部的教學，的確可以和非研究型大學作君子之爭。美國有許多優秀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諸如Swarthmore、Wellesley、Amherst、Oberlin、Reed，其教師的研究並非第一優先，卓越的大學部教學才是其首要任務，而且的確是教得非常好，以至於許多美國家長寧可把孩子送到這些學校，而非送到上海交大卓越研究排行榜上的大學。這些學校的教授不會自認低人一等，學生也不會認為他們的學校比菁英大學差。事實上，四年大學教育後，這些學校的畢業生能和任何其他大學的學生有能力競爭進入所謂的菁英大學。
因此，美國有一種其他地區（尤其是亞洲）所缺少的健康態度，那就是多元化的觀念受到尊重，不同的學校（或不同的個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出人頭地。精采創新和有活力的社會需要各種不同氣質和才能的人。只有在真正平等的環境中，這些能力才會藉由多元化而發揮。但在其他地區，多元化卻被誤認為不平等。若欠缺這些在結果上而非機會上的"不平等"，就無法產生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接著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或經濟的優勢就會受挫。這一來，高等教育是平等了，但均淪為平庸或差勁的大學。
一流教學的秘方
大學的教學要辦好只有兩個秘方，一是教師必須熱心把教材傳授給學生，能幹的教師具備熱心就可成為優秀的教師，教師缺乏熱心時，學生就會問：「若教師不在乎這些教材，我幹嘛要學它呢？」其次是教學本身並不具價值性，價值是依附在學習上的。事實上，學生在學校裡所學到最重要的東西是學到不須別人教而能自行學習。
對於關心教學的教授，其挑戰是將課程變得很精采，讓學生想要自行學得更多，因而開始終生自我教育和智性成長，結果就區分出社會的領導者和追隨者。因此，重點在於不要讓學生超過負載，了解功課需要時間，不要為考試背功課而考過後就忘了。筆者認為台灣需要更少的教學而需要更多的學習。
讓學生樂於自我學習之道是建立密切的師生關係，這在美國的文理學院實行得尤其好，因為它們有小班制和密切的師生關係。另一已證實可行的方法是將最好的學術研究過程帶入教室，這對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特別可以做到，因其教授往往獻身於高等研究。看到教授對還沒有答案的問題之探索方式，學生可以獲得第一手的經驗，原來老師也是這種心智世界的學生。而擴展前沿的科學知識（或藝術表現、社會經驗）之過程等，也都是令人爽快與滿足的，真正的探索具有如得自電視遊樂器般的刺激感。
台灣的大學，其挑戰便是塑造對優良的教學給予好的評價並予實質獎勵的文化。在這方面，儒家傳統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因其認為教師應受尊重但卻不需給予獎金獎勵。若台灣的大學要成為優良的學習場所，這種觀念必須要修改。
建立一流研究型大學的秘方
建立優秀的研究型大學並無秘方，我們需要傑出的教師、卓越的學術名聲和工作環境、崇高的學術標準、以及優良的基礎運作設施（或運作系統）。若某領域有卓越的（研究型）教師，它將吸引最佳的（研究型）學生。要吸引傑出的教師，該領域就需有卓越的學術聲譽和工作環境。要維持所有師生高昂的士氣和生產力，大學整體上就需要有崇高的標準。要建立卓越的名聲和環境，大學就需要有自治的運作系統，再加上能自由利用其特有的研究優勢，以達到其特定的學術地位。
工作環境不只包括大學的建築和設備，諸如圖書館、實驗室、教室、體育館、宿舍、教研設備、網際網路等，也包括提供在國際上具競爭力的薪水、開辦費用（新聘教師開始研究所需的人事、設備、參考資料、工作場所）、誘人的教授宿舍等。這些可稱為基礎的實體建設（亦即大學的「硬體」），俾和基礎的運作設施或運作系統（大學的「軟體」）有所區別。
研究型大學的聲譽和其師生的品質有關，與有無超級學術明星則有更重大的關聯性。研究型大學尤其需要超級的學術明星來吸引最好的年輕教授，因為他們欠缺經驗和信心，需要到一個相關領域有大明星坐鎮之處來繼續其學習和發展。
那麼，到底缺乏什麼要素使得亞洲沒有更多卓越的研究型大學呢？缺乏頂尖人才、高標準、充裕的基礎實體建設、或優良的運作系統？標準答案是頂尖人才。因為沒有他們就沒有高標準，因而其他項目均無關緊要。所以，許多政府的計畫都指向提昇師生的研究生產力。筆者以往到台灣時，也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但現在覺得那太單純了。一般在亞洲，尤其在台灣，並不缺少優秀的學生，亞洲的學生在世界上備受爭取。他們成為亞洲的教授後，為何就沒有同樣的成功？因為最優秀的學生滯留國外嗎（如果他們出國的話）？或是因為該國缺乏良好的實體與運作的基本設施，衍生諸多障礙，妨礙他們追求創意研究，使他們無法達到與滯留在國外（尤其美國）同胞相同的成功？不管如何，留學生要留在國外，或他們返國但無法發揮學術潛力，筆者認為問題在於缺乏優良的實體和運作的基礎環境。
台灣研究型大學的一項嚴重弱點，是大學缺乏足夠的經常性運作所需的員工。教學與寫報告需要秘書幫忙，採購與管帳需要會計協助，實驗室與設備需要技術支援，電腦與通訊需要系統經理，建築與維護需要設備管理。員工不足，師生就需要親自下海處理這些事項。此種不恰當的運用學術人才的時間從事非教研的工作，不只浪費人力資源，也導致效率低落與時間耽擱，因為讓非專業者從事他們缺乏訓練或興趣的工作。
建立世界一流大學之策略
台灣若要提昇研究型大學為世界一流，應該採用何種策略呢？政府應該如何運用五年五百億的專案經費呢？由上述分析，政府需要集中而非稀釋資源。因此，筆者不認為該計畫中，五年內讓15個領域成為亞洲之冠是個好主意，而且也是達不到的目標。五年太短了，追不上東京大學之流（20年比較實際一些，容後解釋），而且，15個卓越中心遍佈台灣，將與「人類尖端知識的精采研究須跨領域互動」的原則背道而馳。資源集中在五年就會非常顯著的強調短期結果，這種方式較適合產業研發，而非學術工作（其經濟效益往往在原創性的發現之後幾十年）。五年的專一領域密集教育並且會讓大學畢業生很容易就落伍，大學教育實際上的目的是在為畢業生提供終生的智性成長。
短期的計畫旨在刺激經濟，應該由經濟部來支持，而非教育部。經濟部支持產學合作計畫，可讓產業界與大學形成應用研究而非基礎研究的夥伴關係。業界比大學強的是技術支援、實驗設備、商業化的專長。如果這些強項能長期開放給大學利用，則將會有長期的效益。台灣若能改善大學的「硬體和軟體」，將可晉用、培養、並留住卓越的學術人才（不管是資深或資淺的人才），以便引領研究型大學邁向學術令譽與榮耀。
相對地，筆者認為政府在該計劃的另一目標，要提昇台灣一個或更多的大學在10年內名列世界100名內，則是個好主意，也是可行的。唯一讓筆者有話要說的是，該計畫暗示一所大學在世界100名內就夠了。但這在最嚴格的國際競爭中，不論實務或理論上，只有一所是不夠的。在實務上，加州人口只比台灣多一半，卻有六所大學在上海交大的前20名排行榜上，而日本有三所（東京、京都、大阪）在前60名內。東大在1874年建校後，深得日本政府資助而今得以排行第19名，如果沒有排行30的京都大學和排行53的大阪大學在背後給予壓力往前推，東大做得到嗎？
理論上，只有一所大學卓越也是不夠的。因為如上所述，大學研究經費的資助來自競爭與同儕的評審，台灣學術經費的資助單位是國科會，不是教育部。教育部既缺乏組織又缺專才來作評審，由教育部來指定一所大學以提昇為世界一流，將會消除掉大學間良性競爭的衝勁，也將打擊前述既定目標的達成。社會若要在文化上和經濟上有活力，就須培育各式各樣的領袖人才，而上述做法做不到。美國麻州人口為台灣的四分之一，卻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兩所大學在排行前10名內。筆者大學部是在麻省理工就讀，研究所則在哈佛，又曾被兩校聘為教授，深知兩校差異極大。但它們均是麻州活力不可或缺的。台灣起碼需要兩所能互相競爭的卓越大學。除非五年五百億元之外會再大量增加經費，這筆專案經費最多不宜讓超過三所的大學分享。真要有效，各校所得的專案補助就須佔其現有經費相當大的百分比。
新的專案補助要在指定目標上怎麼運用呢？如上述，筆者認為該專案經費相對於競爭得來的研究補助應該用來改善頂尖大學裡已逐漸劣化的基礎建設（廣義而言，應涵蓋學校建築、師生宿舍、教師薪水與開辦經費等）。同時，所有大學應給予更多自治，以自行選擇其成功（或失敗）之道。
成功需要的時間
以上的過程需要多久才能成功呢？起碼20年。上述排行榜前20名中，除了兩個顯著的例外（加大聖地牙哥分校與舊金山分校），其他大學建校均遠超過20年，並已在榜上超過20年。由經驗可知，已有歷史的大學不易過渡到頂尖，而榜上的名校已佔其位多年，不易撼動。但是向上擠總是可能的，而且至少有兩個途徑可行。
第一個途徑就是加大聖地牙哥分校採取的。它在1959年建校，約20年內，在勇猛的Roger Revelle院長（後來成為校長）領導下，該校成為美國首選大學之一。
加大舊金山分校則採取更特殊的第二條路，因為其本為醫科大學，而非如聖地牙哥分校為一般大學（雖然後者強處在自然科學）。舊金山分校在1873年成為加大系統之一，而在1964年自柏克萊分離獨立成醫學院。獲得自行探途的自由後，它也在約20年內，由全美約第30名的醫學院躍昇為目前全美最佳醫學中心之一，與哈佛、史丹福、約翰霍浦金斯並駕齊驅。
人才是大學最重要的資源，由此觀之，20年的時間尺度是個明顯的單位。20年代表學術的一代，基本上這是以新一代領袖取代另一代所需的時間。個別教授的生涯也許長達30或40年，但是最大研究生產力的平均時間則大約是20年。學術單位內部的文化和長久的習性無法在很短的時間內轉型。加大聖地牙哥分校和舊金山分校的努力與卓越的領導，經由加大系統的支持，在這短時間的尺度內明顯改變還是可能的。這兩校由分別由一個全新的校園開始，或由單一的聚焦開始，學校就像個人般往上擠，確實是可能的。在以平等的機會而非平等的結果為原則的社會，這種機率更大，因為高標準的要求會將創意、才能、成就等以外的考量因素消除，而達到成功，而且人們會有清楚的生命使命感、對社會與後代的責任感。
如何判知目標之達成
本文一開始即提醒讀者勿將上海交大全球500個研究型大學的排行榜看得太認真，本結尾亦持同理。雖然大家不見得同意清點「發表論文、諾貝爾獎得主、學術文獻之引用、其他所謂的研究產能或創意之量化值」就可以用來排榜，但是任何領域的專家都會直覺地知道該領域中誰是佼佼者。全球性的事務，例如大型研究計畫的評審，唯一可靠的意見便是國際專家小組的判斷。
因此筆者提供更實際的方法以探知一個大學是否已達世界一流的水準：當公認的一流大學希望你的大學部畢業生成為他們的研究生、你的研究生成為他們的博士後研究員、你的博士後研究員和教授成為他們的教授時，你就知道這個大學已經達到一流的水準；否則一切只是空談。此時，名義上的排名就不那麼重要了。
的確，簡單的數學就可以知道世界上只能有20所大學可以放在任何全球20個一流大學的排行榜上。但是，如果世界上有諸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遍佈全球，師生容易在其中流動、新想法可以在國際會議或期刊上自由地爭辯、大膽的觀念可以在許多實驗室以不同的假設和方法進行測試，則這個世界將會更美好、更有生產力。我們仍有許多在教育上尚未開發的人力資源來實現這個願景，而每個人都將是此知識競賽中的勝利者。準此精神，今天若是照一些數據式的目標而將大學排名，則只會導引大學在未來去追求那種類型的學校而已。
本文作者徐遐生為清華大學校長
電子郵件：presid@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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